调查称父母身份很大程度上决定子女收入地位

　　二代收入差距背后

　　这仍然是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时代吗？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中心和湖南省委党校选择了相似的课题

　　父母身份对子女的影响结果都指向一点：

　　父母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决定子女的收入、地位；公务人员父母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更大。

　　李宏彬递给记者一本《大学生调查论文集》，今年5月成书，论文来源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0年五六月间开展的第一轮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关注的是：什么决定了大学生的收入和代际传递的问题。

　　李宏彬，现任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斯坦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博导。

　　作为这次调查的主要领导者，李宏彬参与了前期设计和后期结果讨论的全过程。从调查到出论文，持续了三年。在这场调查中，父母中至少一人为公务人员(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大学生，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题目。接受调查的有来自19所高校的6059名应届毕业生，其中14%的大学生是所谓的官员子女。

　　他翻开271页，是一篇题为《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的论文。论文的结果是：父母的政治资本对高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存在显著正向的影响，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其他人高出13%(约280元/月)。公务人员子女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有显著的工资溢价的情况。

　　李宏彬说：“这篇写得很隐讳。”

　　他们只能推测，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是父母与估值之间有某种特殊的关系，也可能是父母有着更好的获取信息的渠道。”

　　他们也排除了诸多可能，譬如：是不是这些子女学习成绩更好、个人素质更高而直接影响了工资高？是不是他们在大学期间通过学生干部和技术证书等积累了更多人力资本而影响了工资……研究组给出了一系列周密的经济学公式发现，这些可观测到的学生自己的特征并不能解释这种工资溢价。

　　相反，“有一部分是我们(研究者)无法观察到的，但是雇主能观察到。”一些不可观测到的因素与其父母的政治资本相关。

　　调查发现，在控制父母的其他特征，如户口、收入、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后，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甚至更大了。做这份研究，持续了三年。李宏彬说，“现在还在不断出论文。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话题，做这个调查，是想从学术上做一次探讨，对人们熟悉的现象做一些科学分析，数据设计，找到一些数据的证据而已。”

　　这的确是个再熟悉不过的话题。

　　2010年7月1日，《人民日报》登出一篇名为《为二代创建公平的竞技场》的文章说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了阶层差别，换代之际，恰恰形成了一批富二代，官二代，二代农民工……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有的是背影……”

　　另一位学者，湖南省委党校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豆小红，也在关注代际关系。让他自己都感到尴尬的是，同样是“穷二代”的自己，一路拼搏，读完了博士，依旧没有实现上层梦，“每个月工资才3000多，能怎么办呢？起点就不公平。”

　　在豆小红的研究中，把二代们的境遇分为：上层、上中层、中层、中下层、下层。

　　他的研究结果显示，父辈是中下层的223名受访者中，有160人同样居于中下层；而父辈属于上层的30人，无一人“堕”入下层，落入中下层的只有2人，落入中层的也只有3人。他的调查似乎佐证了“收入阶层固化说”。在“富二代”、“官二代”面前，“穷二代”永远没有平等的竞技机会。

　　有趣的是，在李宏彬和他的同事的调查中，公务人员子女被公务员录取的比例远高于其他人员。而且“这些录取上公务员的大学生成绩似乎更差”。这着实让他吃了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