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军阀刘显世

　　刘显世、号如周，字经颐，清同治九年农历四月初八日(一八七零年五月八日)生于贵州省兴义县下五屯村。祖籍湖南邵阳板桥。其先祖以贩卖文具进入贵州，在兴义泥凼地方定居，到刘显世这一代，已五世。

　　刘家发迹，是从刘显世的祖父刘燕山开始的。清嘉庆、道光年间，刘燕山以榨油为业，经营发展后，嫌泥凼地方小而偏僻，就向坝子迁居，先迁纳吉寨，后迁离兴义县城约二公里的下五屯。下五屯地方，群山环抱，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十里平川，是兴义的主要产粮地之一。刘家迁居下五屯后，家业日兴，积累更多，便买下当地卢姓田产四十亩。从此经营土地，靠收租致富，变成了下五屯的乡绅，跨入了地主阶级的行列。

　　刘燕山有四个儿子：长子官箴，字铭之，又号洪魁；次子官霖，字时之；三子官礼，字统之；四子官德，字茂之。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行三。刘家兄弟四人，个个体格魁梧，膘悍有力，喜欢习武，性情粗暴；四人都是敢说敢干，说打就动手的火炮人物。兄弟四人且喜欢读书，初涉封建典礼。他们承继父业后，练勇办团，联合乡绅，勾结官府，镇压革命，屠杀人民，称霸一方，建立了盘江刘家小王朝。黔西南州《盘江史料辑》说：“弟兄均魁梧奇伟，胆力过人，附近无不敬畏。刘燕山得诸子之力，家业日兴，渐为下五屯首户。其提倡号召，可以左右人心。”刘氏兄弟，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迟缓的贵州兴义县，商业资本得不到进一步发展。于是遵循封建社会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生财之道；放弃榨油，经营土地，善夺巧取，大肆兼并，逐渐成为下五屯的大户，富甲乡里。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入侵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使中国的领土完整惨遭破坏。中国社会一步步地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加紧对中国人民的搜括、压榨。在那时，人民辛苦劳动一年的果实，一半以上用来交纳繁重的租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各地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此伏彼起。从一八五一年，暴发了太平天国起义，相继暴发了安徽捻党起义、贵州苗族起义、云南彝族起义……在全国各族人民起义的推动下，一八五八年(清咸丰八年)，普安州(今盘县)暴发了张凌翔、马可图等领导的回族人民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席卷盘八各县；清军屡遭失败。为扑灭起义军点燃的革命烈火，咸丰皇帝下旨，允许汉族地主举办团练，镇压革命。刘燕山为保住家业，效法曾国藩办团练、沿袭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故伎，于一八六一年( 咸丰十年)，建筑石墙石堡，训练壮丁，办起团练，建立了刘家地主武装。刘官箴等四弟兄从此跨入军界，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向人民举起屠刀。刘家靠镇压革命，残杀人民，一步步地朝着封建官僚的阶梯往上爬，每爬一步，都有无数的人民丧生。

　　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由广西进入贵州，途经兴义，刘官箴接受清政府的命令，率团堵截太平军。太平军意在假道北上，所以没有和刘家武装较量；而刘氏兄弟却借此大吹大擂，虚报战功，向清政府请赏。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回族起义军攻克兴义府城(今安龙县)，杀死知府胡霖澍，安义总兵赵德昌败逃兴义县，起义军乘胜追击，同年九月攻克兴义县城。义军占领兴义县城后，即派部进攻下五屯；刘家兄弟举团据堡抵抗。起义军围攻下五屯七个月，刘军粮尽援绝，就举起白旗向起义军投降。

　　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五月，清政府派重兵围剿起义军，并调附近团练围攻。刘官箴、刘官霖兄弟率兵五千人应调，向兴义城会攻起义军；刘官霖在兴义城南门外被起义军击毙；刘官箴在东门外被起义军杀伤。战斗到一八六四年三月十三日(农历二月初六)，义军失利退到普安州，才暂告一段落。事后刘官箴因“功”受到清政府的嘉奖，保署安义镇左营游击。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回族起义军马仲部攻占兴义县城。刘官礼、刘官德率军与义军恶战，并从义军手中抢回兴义县城。一八七０年，起义军再度攻克兴义县城后，又被刘家武装反攻。起义失败后，刘官礼以屡破义军和镇压有“功”，被清政府晋升为同知，总办兴义五属团务，刘官德署左营游击。

　　刘显世的父亲官礼，在屠杀人民的罪恶活动中最为卖力、“功”最高，因而得到清政府的一再提拔和嘉奖：同治二年(1863)，保署安义镇左营游击；同治五年(1866)，晋外同知，总办兴义五属团务；同治十年(1871)，提升知府，赏戴花翎；后来又以抵抗游勇有“功”升滇西候补道，赏赐三品顶戴。

　　贵州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同先进省区比较，经济、文化发展缓慢。兴义位于贵州、云南、广西三省交界，是贵州的边远山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从一七九八年(清嘉庆三年)设兴义县于黄草坝以来，除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邑人胡尔昌中乡试第十六名，为兴义设县后唯一举人外，以后再没有考中一个举人；更没有人进京会试、殿试而取得进士、翰林；当然说不上有任过各省的巡、藩、臬、司、道的人了。刘官礼脱颖而出，官至三品，使横行乡里为所欲为的刘家，如虎添翼，在兴义横行霸道近百年，直到解放前夕。刘家的势力一直影响着地方政局，形成地方大小事务，刘家一言而决。每任知县上任，要先拜刘家；有疑难问题要先请示刘家，否则就行不通。云贵总督李经羲到任时，特意绕道兴义，拜访刘官礼，并恭维他说：“不意贵州有统老其人(官礼字统之)，竟有如此韬略！”辛亥革命后，贵阳白沙井街建起了有康有为榜书的“刘统之先生祠”。刘家在当时的显赫由此可见。

　　刘官礼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依靠权势，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大量掠夺土地，翦除异已，称王称霸。对地方乡绅，稍违己意的，轻则臭骂，重则捆绑吊打，甚至诛灭全族。不少被打骂的人，不甘受虐待，愤而出走，从而显达。所以地方上有：“刘统领打一人，发一人”的谚语。兴义纳省戴家，在顶效得罪了刘官德的义子，因而同刘家结下冤仇，被弄得倾家荡产；所办团练，也被兼并。捧乍把总张开业的哥哥张开基、守备李凤才与刘官箴结为兰交兄弟，同治二年(1863)，回族起义军围攻下五屯，刘官箴向捧乍告急，张开基率领三百多人前来援救，行至普戛山被义军包围，全部被歼，张开基被俘，凌迟处死。这时，刘家已向义军投降。张开业、李凤才闻讯，认为张开基之死，是由于刘官箴出卖，所以痛恨刘家，发誓要报仇；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任国柱率新城(兴仁县)教民来兴义。刘家闻讯，怕任国柱带人来兴义作乱，就率兵拦截，双方在马岭发生冲突。教士胡博理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自由传教、保护教民的特权，向贵州巡抚张亮基提出抗议。张被迫将刘官箴撤职，胡仍不满，又向云南总督劳崇光提出控告。官怕洋鬼子，劳为取媚洋人，暗令地方官吏诱杀刘官箴。地方官利用张开业、李风才与刘家的矛盾，密令张、李在捧乍诱杀了刘官箴。同治五年(1866)，刘官礼挑拨张开业与李凤才的关系，先利用李凤才杀死张开业。以后借清廷封官进爵的权威身份，假李凤才勾结起义军的罪名将其处死，并诛灭了张、李全族。

　　刘官礼对地方官绅尚且如此，对老百姓的残忍就更不用说了。

　　下五屯共有四千亩稻田，在辛亥革命前后，大部分被刘氏家族巧取豪夺而兼并。

　　刘官礼掌握团防局，积攒白银近十万两。同时以办学为名，筹划基金。强行没收“匪”、“绝”产为学田，年收学租谷达三十万斤。又划拨斗息捐、称捐、屠宰附加捐、牲牙捐……等为教育基金(据 1928年教育局发表：仅各项捐款可达大洋一万八千元─编者)。据《兴义县志稿》载：“公(官礼)亲赴各乡筹饷，所至剀陈利害，动以血忱，饷大集。”“公与官绅筹商改修城垣，视历各乡，集绅民相度地势，劝捐巨款，增筑石堡十余处…”。《咸同贵州军事史》记载：“贼过梳，兵又蓖，土匪猖狂真如剃，可怜脂膏无多，又为团长刀割去。”这些本是颂扬刘家功绩的史籍，也不能掩饰刘官礼等对人民的搜刮勒索，肆无忌惮! 人民对刘家的专横跋扈，残杀无辜，义愤无比。云贵总督岑毓英有一次到云贵边境巡视，兴义府属人民拦舆递禀。因岑与刘家同是一丘之貉，都是镇压回族起义而起家的，对老百姓的控诉，就置之不理。同治十年(1871)，兴义各属官绅和受害者，以刘家曾投降起义军的罪名上告清廷，案交贵州巡抚查办。刘官礼闻讯，带重金逃往昆明，贿赂云贵总督刘岳昭；刘官德又买通知县吴佐呈报庇护；上下活动，刘官礼不仅没有受到处分，反而取得滇西候补道的官衔。

　　刘官礼屠杀人民，镇压革命，建立了刘家小王朝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培植亲信，收买人心，在兴义县兴办教育。到处招聘名流学者到兴义掌书院，执教鞭。绥阳的雷玉峰、贵阳的姚华、徐叔彝、务川的聂尊吾、都匀的解伯莹以及董北平、熊范舆、张协陆……等都被罗致到兴义任教。

　　刘显世出身在如此反动的家庭，虽幼曾入塾，然不喜词章，好问军旅。彼曾在兴义笔山书院投拜于当时著名经史学家雷玉峰(廷珍)门下。雷玉峰的经史传授，对于兴义的乡绅子弟影响很深：刘显世后来对宪政党人的特别亲信重用；其弟显治在日本亲身参加改良派；刘显潜热忱于拥护“袁大皇帝”，均与雷玉峰的教育有其关系。有一段史料记载：“雷玉峰、贵州绥阳人，在黔、甚至南方各省都算一个有数的经史、说文学家。刘官礼不惜以重资迎聘来兴义长理笔山书院，为时三年。适张之洞督制两湖，电邀雷玉峰前往武汉长理两湖书院。显潜等以师生谊重，偕显世护送雷玉峰至贵阳，才挥泪话别。雷死于赴武汉途中，寄榇于重庆。后显潜外游京、沪，道出重庆，得知雷柩寄渝，便独力护送雷柩回遵义入葬，雷之感人如此!”

　　青年时代的刘显世，不似其父性暴烈，有胆略，外貌柔和，性孝友浑穆，能纳人建议，从中取巧。因而有“内实阴险”、“笑面虎”的骂名。辛亥革命前(即刘显世四十二岁前)，他在兴义主要从事两件事情：

　　一、辅佐其父办学。刘显世任劝学所总董(相当于教育局长)，分赴四乡，劝导乡绅筹办初等小学。当时乡绅顽固派、老学究坚持八股科举制度，反对西学。他们明里暗里宣传甚么：“读洋书，就要信洋教；信洋教，就要灭祖宗”，“谁不是父母所生的呢？能做无父无君的人吗？”刘显世以其家庭的权威，到各乡宣传科举制度的弊病；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培养人才。经过辛苦奔走，各乡成立初等小学堂。仅在一九０二年到一九０三年间，兴义建立的初等小学堂达七十多所。贵阳成立通省公立中学，兴义前往投考的共十三人，不仅十三名都被取录，无一人落榜，而且都在前列，不掺杂一名别县考生，轰动全省各界，使兴义一时成为各方之重。辛亥革命前后，兴义以公私费留学的达三十多人。乡绅耆老对刘家崇拜得五体投地，对刘显世尽力吹捧，大力宣染称颂：“精明强干”、“浑厚友爱”、“其嘉惠地方后进者周且至”、“卓有远略”……。

　　二、辅佐其父办团练。刘氏为其血腥镇压革命，巧取豪夺，涂脂抹粉。在下五屯和跋浪亭后院各修了忠烈祠一座，在下五屯的祠堂上题了一付对联：“结团体成军，乱从此定；为同胞流血，死而犹荣。”刘显世遵循如此庭训，虽十五入邑庠食廪，却热衷于团练，夺功名。广西游勇窜贵州，刘显世放弃举业，代其父招募旧部进行编练，置身军旅，开始其军阀生涯。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显世二十七岁，代理其父官札办理团练。

　　一九０一年(光绪二十七年)游勇兹扰罗斛、贞丰等县，刘显世奉命率团应援官军。在安龙、册亨边境遭游勇埋伏，官军大败，安龙失守。刘显世败逃兴义，所率团兵死伤百多人。

　　一九０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游勇进攻兴义。乡团闻讯，一面向上申报，一面调驻守泥凼的靖边团营中哨到箐口驻防，刘甲耶负责。八月三十日夜，被游勇袭击，四百多官兵全部被坑。后来把死者埋葬在离城约二公里的水井大队背后，群众称这些坟堆叶“白骨塔”，至今还是这么称呼。

　　九月初五(公历1902年10月6日)，黔抚邓华熙接到告急文书，命贵州兵备道张敬甫率兵增援，在兴义城边的七星庙(今三小)一战，张敬甫兵败逃住顶效，兴义城失守八日。游勇转攻下五屯，刘显世兄弟以堡据守，苦战四日未克。十二日游勇撤回县城，是年十月十四日撤离兴义县。人民陆续回城。

　　游勇本是自行撤走，张敬甫谎报“收复”、“击溃”，得到邓华熙的嘉奖。刘官礼因抵抗有“功”，批准增拨兵一营，叫靖边正营，连同原来的靖边团营，由刘统之任统领，刘显世任团营管带，刘显潜为正营管带，薪饷服装一律由国、省库开支。后来刘官礼因中风，脚不能行，就令刘显世代理其事。刘显世从此掌握兵权。

　　刘显世家族在与游勇战斗中丑态百出：刘甲耶身为哨所哨官(相当于连长)，驻防箐口，却躲在家里；游勇兵至，不予严备，致全哨官兵四百多入，除一人带伤逃回报信得免外，其余全部丧命，而刘甲耶安然无恙；刘显世听说游勇兵渡盘江，骑马到箐口探听消息，才行至横山，听报信的说箐口失守情况，吓得从马上滚下来，四肢瘫软，不敢再走大路，怕碰上游勇兵，被人扶着从小路回家；游勇袭击兴义前半个月，刘家每天用三、四十匹驮马进城驮东西到下五屯，城里团防局的枪弹、台炮全部运到刘家；刘家在与游勇战斗中，打了败仗，刘既升官、又发财，成为笑话流传在兴义民间。

　　辛亥革命前，贵州人民反清情绪高涨，张百麟、周素园、黄济舟等组织“自治学社”，推钟昌祚为社长，创立《西南日报》，宣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等，介绍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级军官的同情和支持。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组织“宪政预备会”，办《黔报》、《贵州公报》，主张变法，鼓吹君主立宪，拥护帝制，抵制革命，得到官绅的支持和拥护。初期，双方在报上论战。后来宪政党多次向清政府告密，妄图杀害自治党人，未能得逞。

　　武昌起义成功，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湖南、陕西等省宣布独立，贵州的起义条件已经成熟。自治党人发展到数万人，声势浩大，贵阳成立了总社，各县成立了分会。在贵阳，自治党人取得了陆军小学堂的学生和干部的支持，得到贵州新军下级干部和多数士兵的拥护；贵州咨议局中，自治党成员占三分之二；贵州教育会中，多数赞成革命；巡抚卫队及巡警道贺国昌、高等审判厅厅丞朱成侯等同情革命。

　　贵州起义前，张百麟、黄泽霖、陈兰生等分别写信到各县，调集哥老会分子来省，起义之日，有七、八百人抵贵阳。纵使新军不发难于先，而革命亦在所必行。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宪政党人为抢夺革命果实，纷纷投到革命之中。

　　贵州巡抚沈瑜庆听到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后，采取了应急措施：调两个队的新军去防守长寨；调两个队去驻守仁怀，分散了新军的力量；对剩下留守贵阳的新军，间日阅视，严格控制。同时，急电檄调刘显世率兵到贵阳保卫。一面提拔胡景棠、和继圣为城防营的统带，克日募练成军，准备屠杀革命人民。

　　一九一一年秋，刘显世在兴义连得两次急电。第一次是云贵总督李经羲发来的，令其招募兵丁三千，防滇、黔革命举事。滇军起义，一战成功，刘显世招兵之举告吹。同年九月初 (应是十月下旬) 接沈瑜庆电，刘显世带领徒手团防营兵五百人急驰贵阳。兵分四队：前队官王文华、后队官鄢鼎三、左队官王慎一、右队官袁祖铭。九月十四日(十一月十四日)，行至平坝、清镇间的芦获哨时，闻贵阳起义成功，不敢前进，退至安顺驻扎。刘显世准备带队回兴义，前队官王文华出面劝阻，请求将兵留在安顺，伺机应变。王文华说：革命风潮弥漫，贵州光复，乃顺时应人之举，义当赞助，共建殊勋，若回兴义，显示反抗，必遭失败，张百麟与我相识，愿代表本队官兵，前往接洽，表明归附，当兹光复伊始，需才孔急，必获录用，机不可失，望速决定，免贻后悔。

　　王文华，字电轮，号果严，兴义县下五屯区景家屯人，幼丧父，得母舅刘显世资助，一九零六年，进入贵州通省公立中学，未卒业即转入优级师范选科文科班。在校期间，与自治党人有较多接触，并参加了贵州陆军小学席正铭、阎祟阶等人发起的反清秘密组织，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倾向革命。他劝阻刘显世回兴义，对刘后来的发迹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刘的重视。

　　刘显世按王文华的建议：一面派王进省亲见自治党人张百麟，表示态度；一面去函枢密院，试探省方态度，大意是：“本人此次造省，虽系奉沈抚台之命，然对于诸公主张革命，早已心向往之，不谓来迟一步，诸公已先我着鞭，兹欲观光上国，就便晤教，不卜诸公以为如何？行止惟公等命”。寥寥数语，把凶残的饿虎，扮成绵羊，刘显世的两面派面目暴露无余。

    张百麟接到刘显世的信后，在枢密院两次讨论：平刚、黄泽霖等自治党人认为刘显世在兴义向来专横跋扈，不易训服，不如因而除之；蔡岳认为刘显世有才，可以利用，令其入省，敢保无他。张百麟以在光复之日，曾宣布兵不血刃而达到目的，认为此时不应嗜杀以贻人口实；并谓刘既输诚革命来归，应予容纳，以示宽宏。经过争论，刘显世被允许入城。

　　刘显世入贵阳，驻扎在东门外东山、螺丝山、九华宫一带，张百麟见四队(相当于连)兵精壮可用，即令发枪。领得枪械后，虎卧东山，为军政府左翼护卫。

　　刘显世既入省，不能没有位置。军政府就推他为枢密院军事股股长、黔军第四标标统兼西路巡防统领。原率领的团防营改为第四标一营。营长王文华，下置四个连，连长袁祖铭、王慎一、彭佐卿、刘暾吾(当时编制，一标三营，刘未得扩充，所以第四标只一个营)。贵州的辛亥革命没有经过流血斗争，由于自治党的仁慈，容纳了宪政党人，形成自治、宪政两党共图贵州政权的建立。革命成功以后，两党的斗争再次公开化，政界、军界、大绅和头面人物，不在自治党、便在宪政党。自治党掌握政权后，主要精力集中在维持社会治安、处理日常事务、援鄂、援川等；宪政党则集中全力抓权，收买人心，新建“斌汉公”与自治党的哥老会抗衡，并通过官绅、耆老办团练军，扩充实力，准备篡权。

　　刘显世住进贵阳，看不起自治党的领导，认为他们无才、激进、干不了大事。更看不惯哥老会成员一头扎包巾，两绺头发分挂两耳，身披鹤衫，腰佩刀剑，称兄道弟。他初到贵阳，人地生疏，便去拜访前清官吏、绅士、耆老，投靠他们，曲意接纳宪政党人。

　　刘显世虽然结识了宪政党，却有自己的打算。他看到辛亥革命后，人心浮动，公口林立，城中一夕数惊，岌岌不可终日，便组织拉拢一批人，扩大自己的势力；利用自治党人的仁慈，收买军人，招揽一批兴义的留日学生，培植自己的力量。刘显治、熊范舆、唐尔昆等，在云南起义前曾密保刘显世招兵三千镇压革命。云南革命成功后，他们的罪恶昭然。革命军抄了唐尔昆的家，拘留了刘显治、熊范舆等人，请求军政府把这些人正法。刘显世闻讯后，自己不出面，却向张百麟请求发电报给云南，调刘显治、熊范舆回黔。张百麟不知刘的用意，以为调黔人回黔办黔事自可照办。熊范舆得救回贵州，深感刘救命之恩，誓死效忠刘家，以后成为刘显世主持贵州政权的台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