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义铁总张赓融

      张赓融先生(1906─1983)，兴义市顶效镇人，张公朝义之季子，乳名满。母亲窦氏，系革里窦居仁先生之姑祖母，甚为贤淑，严于家教，威信高。赓融先生幼承严格家教，为人谦和，街坊邻里亲友，不分贫富，皆经常走访，相处融洽；学习勤奋，秉性聪颖，在顶效入小学，去县城书院读高小，到省城贵阳读通省中学，成绩皆优良；1926年8月，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工程学院公费生，攻土木工程专业，经过五年苦学，于1931年7月获学士学位；又以好成绩考取出国留学资格，因家庭经济不便，未能出国深造。在遗憾中决心奋力提高，矢志不移。

       张赓融先生十分钦仰自力更生设计承修我国第一条铁路的詹天佑工程师，他克服万难，巧干苦干，于1895─1909年建成的京（北京）张（张家口）铁路，历时4年胜利完成， 打破了外国行家断定中国无人能修成这条铁路的结论。使外国人不得不翘起大姆指，称赞为了不起。张赓融暗下决心要学詹天佑工程师的高超本领和报国热忱。张工他毕生事迹充分说明了这一宏愿。

      张赓融先生深感他出生前后的中国政府十分腐败而贫弱无能，如日俄战争是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东北领土的侵略战争，而政府的昏庸态度竟然是“保持中立”，似与中国无关。帝国主义列强魔爪纷纷伸向中国：英军侵入西藏，法国忙修滇越铁路，日俄胁迫中国承认其在中国东北的权益逐渐形成瓜分局面，……真是内忧外患极瑞严重。中国如不振兴强大，怎么得了！报国思想蔚然而生。

      张赓融先生于1931年8月至1933年3月回到贵州，在省建设厅任技士、技正，负责贵阳市勘测设计工程。但当时国民党当局不以日寇制造“九一八”占领东三省事变为要，却坚持“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干扰了贵阳市的建设工程而无法施工。1933年4月至1936年11月，在粤汉铁路株（州）韶（关）段工程局为工程实习生，任铁路勘测、设计和施工。1936年12月至1938年3月，在铁道部贵阳到昆明线第一、二勘测队任帮工程师，负责选线和测绘地形工程。1938年4月至1939年12月，在湘桂铁路南段工程局，任帮工程师兼分队长，负责定测、设计和施工工程。1940年元至 1941年3月，在交通部天成铁路工程局第二测量队任副工程师，负责航测图选线和定测工程。1941年4月至同年6月，在贵州省农田水利建设委员会，任工程师，负责设计工程。1941年7月至1943年2月，在交通部黔桂铁路工程局任副工程师兼分队长，负责选线和定测工程。1943年3月至1945年2月，在黔桂铁路工程委员会桂林办事处，任副工程师，负责验收工程。1945年3月到同年9月，在贵阳市工程局任局长，负责体育场勘测、设计和施工工程，兼任贵州大学工学院教授、讲授铁路工程技术。1945年8月到1946年4月，在贵州大学工学院任正教授，仍讲授铁路工程技术。1946年5月至1949年10月，在湘桂黔铁路工程局都筑段贵阳工程处任正工程师兼第二总段长，负责选线、勘测、设计和施工。1949年11月，贵定解放，解放军到贵定的次日即组织员工跟随解放军，抢修被国民党军破坏的桥涵。先后抢修的铁桥如重安江铁桥、瓮城铁桥和贵定铁桥以及坝陵桥等，及时解决了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交通急需。修铁桥前先抢搭便桥，之后修建铁桥。抢修便桥时，副军长兼师长毛定源同志亲临指导，给出力大最积极者以奖金鼓励。便桥修好后，一面赶修正桥，一面又组织人力抢测湘桂黔铁路都匀至贵阳段的改线工程。由于员工的积极努力，上述两项工程均于1950年3月完成，为贵州的解放和祖国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0年4至7月，在隆（昌）筑（贵阳）铁路勘测设计总队任总队长，负责勘测、选线工程。1950年8月至1951年10月，在川、黔铁路测量队担任正工程师兼队长，具体负责贵阳至桐梓单双机选线、勘测、初测、定测、订桩（订桩是应贵州省人民政府的要求，因土地改革的需要，在铁路两侧边界订桩，以明确界线）等工程。1951年11月至1952年3月，在西南铁路局第一总段任二等工程师兼队长，负责设计、站场、桥梁、铺轨和建筑等施工。1952年4月至1953年12月，在西南铁路工程局设计处线路科任二等工程师兼科长，负责选线设计、勘测、地质、路基、材料等。1954年元月至1955年元月，在西南铁路设计分局技术室，任二等工程师，负责线路、路基、站场等工程。1955年2月至同年12 月，在鹰厦铁路北段仙（溪）莱（州）、莱（州）永（安）现场设计队任总工程师兼副队长，负责线路、路基、地质等设计和配合施工。由于领导带头，干部和职工团结奋战，完成任务十分出色，荣获部颁全国先进单位奖（有奖状和奖金）。1956年元月至同年5月，在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内（江）昆（明）线的内（江）宜（宾）设计组，担任组长，负责该段的线路、路基、地质的设计并配合施工等工程。1956年6 月至1958年10月，在铁道部第二设计院成（都）昆（明）线第三总队，担任设计总工程师，负责成昆铁路的选线、草测、航测和初测工程。在这过程中，由于路线须经过横断山脉，大山、大峡、大河，山高、峡深、水急，使测量工程难度很大、很险。张总工程师的同行职工说：“张老总常常是抓工程，不要健康，要党的建设事业，不要生命，几乎几次险些掉入金沙江中，是我们广大员工的好榜样！”1958年11月至1959年4月，在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勘测处任设计总工程师，参与编写《铁路设计规范》。1959年5月至1960年6月，在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勘测处任设计总工程师，负责协助审查成昆铁路线设计文件。1960年7月至1961年元月，仍在原单位原职务到四川省政治学校学习。1961年2月至1964年10月，仍在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勘测处任设计总工程师，负责清理勘测设计资料，编写六大干线汇报资料。1964年11月至1965年4月，在铁道部第二设计院生产办公室二局井巷工程处，任设计总工程师，具体任务是下楼出院，到六枝大寨井巷工程处蹲点。1965年5月至1966年5月，在铁道部第二设计院成都留守处，任设计总工程师，编写《铁路史》。1966年6月起，在原单位以原职务参加“文化大革命”。（惨遭“四人帮”非法迫害，残酷斗争，极无人道，惨不忍睹，古今罕见，令人发指。不堪回首。这是文明古国的耻辱经历，比过去“诛九族”广泛深刻得多）。粉碎了“四人帮”，问题仍长期拖延，得不到解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英明决策得以贯彻，才于1979年9月18日，在党中央和四川省委的亲切关怀下，才使“拖了八年之久的‘老大难’问题，就这样迅速正确地解决了。”（见1979年9月21日──25日《成都日报》、《四川日报》和《人民日报》）。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因年老身残多病，于1979年11月退休。经过三年多的医疗休养，仍难以恢复健康，于1983年5月31日病逝，享年77岁。

        张总工程师在铁路工程工作近50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热爱本职工作，一丝不苟，绝不轻易请一次病假或事假，所以上述报载说：“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没有请过一天病假或事假”是符合实际的，也是难能可贵的精神，表现了张总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的责任感。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早已作过结论）竟纠缠不休，抛开了“肃反运动中，对张赓融的结论是正确的”（引用来源同上）大前提不顾而偏要无理纠缠的原因，无非是张总工一贯坚持原则，反对歪门邪道，与那些图谋私利的言行存在格格不入的矛盾所致。恨他缺乏人情味。

        张总工诚恳接受党的教育，遵守党的政策，自觉遵守党的纪律，自我要求严格，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廉洁奉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无私贡献给党和人民，决不用自己的地位和才能去牟取私利。一些承包工程人员，往往在承包工程中，总想占国家便宜，但在张老总面前，因张老总铁面无私，实在无隙可乘，无懈可击，只能公事公办。职工中偶尔接受香烟招待，也要怕被张老总发现。也是报怨之一。 张总工相信党的政策，不只是开端于解放后，还始于解放前对国共两党言行的观察、分析、比较的结论。他平时不仅认真钻研学科专业，还广泛学习政治时事。眼见强敌压境，国家危亡关头，蒋政权不响应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强调“安内”，忽略“攘外”。就是私利至上的典型表现。而国民党的腐败，民不聊生，又足以说明谁是谁非。他随时关注国共双方宣传论战和事实的对照，兼听则明。所以他的收音机经常收听延安新闻。国民党几次剪断他的收音机短波，贴上封条，他撕下封条，接上短波，仍照收不断，并且还让职工也来家与他同听。

       张总工对共产党的相信越来越深刻了，他身边的同事和家属也受到感染。例如1949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向贵州进军了，国民党慌忙逃跑，当时的贵定县长催大家快逃。其他铁路各总段纷纷毁坏设备并运走物资逃跑，怕共产党“烧杀掳抢、共产共妻”。唯有张总工领导的二总段无一人逃跑，物资设备无一损失。解放军来了，对此深感欣慰。见他们没有生活来源而种粮种菜，生活很苦，不走歪门邪道。首长忙吩咐赶快造册发给粮食。职工们从第二天起，就配合解放军抢修被破坏的桥涵，以利快速进军，为迅速解放贵州和大西南，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张总工勤奋研学，勇于实践，精通业务。在工作中实干苦干，吃苦耐劳，炼就一身过硬本领，受到同行的赞誉，为国家铁路建设，节约了不少投资和宝贵时间。例如在勘测川黔铁路的过程中，先是名工程师蓝田勘测的初线，定名为隆（昌）筑（贵阳）线。解放后，张总工完成了黔桂路都筑段任务后，奉命复测隆筑线。当时正值初解放的1950年，土匪猖獗，测量队在人民解放军护卫下的枪林弹雨中抢测；器材物资供应和生活资料的供应紧张。张老总和同事职工藐视这些困难，抓紧苦战，风餐露宿，缺吃少穿，晚上连稻草也找不到一把。然而，张总工把各种困难置之度外，把土匪的枪炮声当作紧张工作的伴奏曲。经过一年的紧张苦战，从踏勘、初测、定测、绘图到定桩，张总都亲身参与实干。按照常规，测量线路，必须设备齐全，人员配备必须保证。设有大旗组、导线组、水平组、复平组、地形组和绘图组等；绘出线路区地形图后，工程师就可以根据地形图作纸上定线。这当中有两个难题：一个是初测前的踏勘很慢，往往影响以后的几道工序。张总工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凭他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和过硬本领。他不用笨重的经纬仪器和常规人员，他只用一只便携式小小的手持水平仪，两个插旗工人抱起一捆线标旗，就可以作初测线路的作业了。以后各工序小组就可以顺利推进。既节约了人力、物力和时间，又大大加快了各项进度，避免了窝工现象，节约了不少开支。这是很多人办不到的。另一个难题是纸上定线。有了线路地形图之后，一般工程师还不能轻易定线。因为它牵连到地质问题、地貌问题和许多复杂情况，定线不好，就会造成窝工、返工以至物资设备浪费与人员伤亡，使国家蒙受损失。张总工凭他长期钻研和实践经验，对此胸有成竹，应付裕如。他拿起鸭咀笔，很顺利地就在纸上定线了。张总工这两个过硬本领实施结果，被称为最佳方案之一，无可非议。凭这两项过硬功夫，就为国家节约了不少人力、资金和宝贵时间。所以受到同行的推崇，担当起勘测设计总队总工程师的重担。这条线路就是今天比隆筑线更为理想的川黔铁路线。起点由隆昌东移了150多公里到重庆，并与后来的成渝路接轨，比原线缩短了好几十公里，不但节约了开支，在交通运输意义上，作用就比隆筑线大得多了。

       张总工一生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勇于实践，积极探索，认真总结经验。他根据长期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宝贵的经验，就是修铁路要稳妥,要抓速度,要结实美观,要节约开支,不能浪费, 简明称为“稳、快、美、廉”四字。这是张老总工献身铁路事业的可贵结晶之一。

    张老总勤劳一生，廉洁一世，甘苦自怡，因而两袖清风，无私产积累。他的好作风，好品质，好本领，来自党的教育和自强不息。

        张老总由于坚持政策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勤俭节约，坚持真理，这种优良品质是十分可贵的。在执行公务中坚持这些原则是正确的，应该的；在学术探讨中，发生自由争论是正常的；在工程计量中坚持原则和实事求是，是正确而重要的。可是却引起一些私利至上，偏见严重者的不乐意，乃至怀恨在心，藉文革“四人帮”私欲大发作，反动大泛滥的恶浪中，乘机大报复、大打击。说他是“反革命”，档案早有结论，几十年忠心耿耿，成绩显著足以证明；又说他“没有什么本事”，这对说话者本身就是一个轻佻和辛辣的讽刺；说他缺乏人情味，那么在腐败环境中营私舞弊，花天酒地，吃喝玩乐，人情味就足了。

       张总工受到冲击摧残的痛楚之中，对党的正确路线是抱有信心的，相信总会拨乱反正，澄清是非；并鼓励子女在劳动生产之余，仍须抓好学习，无知就无能，文盲充斥的国家社会，永远不能发展，落后必然挨打，永远贫穷落后。孩子们很听话，业余抓学习。恢复考试后，有的考上大学，有的考取大专或中专。

       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其接班人的英明领导，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实力，加强国防，提高科教，贯彻一国两制港澳回归，改善人民生活，全国人民大团结，共同振兴中华已初见成效。张总工程师如英灵有知，必然含笑于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