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黔西南

　　楚生（本名袁欣），主要从事写作及群众文化和民族文化研究。现受聘在黔西南日报社工作，群众文化副研究馆员。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贵州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黔西南州作家协会副主席。楚生在金州文化讲坛上讲述《黔西南和平解放》。

 

　　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的英勇作战，到1948年秋，敌我力量对比进一步出现了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反革命的变化。此时，国民党军队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都已经破产，为了避免各个被歼，蒋介石决定实行重点防御，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完整的战线，缺少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当时各主要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面积达到2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有1.6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5.3%。而且经过土地改革，解放区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

 

　　这些情况表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关于第三年的军事计划，决定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地发起攻势，进行几次大的战役，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之后便有了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三大战役。  

 

　　辽沈战役共歼敌47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连同其他战场的胜利，人民解放军上升为300万人，国民党军队则下降为290万人。全国军事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平津战役中，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有力促进下，傅作义率部25万余人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为以后的和平解放和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开了好的先例。

 

　　三大战役的胜利，完成了与敌主力的战略决战。三大战役共进行了142天，歼灭敌人173个师，共计154万多人。连同在此期间其他地区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共计歼敌182万人。这意味着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已被消灭殆尽。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之后，中央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命令，全国形势大好，战场形势如江河直下，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湖南、广州相继攻克，刘、邓大军挺进川东，广西大部分地区也已易帜。

 

 

　　为了解放饱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贵州人民，1949年10月22日，根据毛泽东、二野刘邓首长指示，五兵团发出《战字第3号命令》，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率领所属十六、十七、十八3个军挺进贵州，拉开了解放贵州的序幕。

　　11月3日，十六军率先发起进攻，4日攻占天柱，6日攻占三穗。十七军各师于11月7日发起多路进攻，迅速打破敌人黔东防线，6日上午攻占玉屏， 7日攻占黄道司，歼敌九八一团一个连。至8日，十六军前卫部队同五十师会合，进占了黔东重镇镇远。

 

　　十六军进占镇远后，于8日进至鹅翅膀，打开了通往贵阳的主要障碍，并于同日解放了施秉。11日进占炉山，12日黎明，在湘黔公路与黔桂公路会合处之甘粑哨，缴获敌一批汽车，遂改乘汽车向贵阳猛进，一路连下贵定、龙里两城，14日23时进占贵阳。贵阳之敌已于13日逃走。五十师15日上午进入贵阳警备。

 

　　与此同时，五兵团各路加快行程，8日解放岑巩，9日，连克瓮安、余庆、开阳，15日占领息烽，切断川黔公路。另一部于14日由炉山向黔南进攻，日行140里，连克麻江、都匀，切断了黔桂线。

 

　　占领贵阳后，部队稍作休息，四十九师向安顺进击。解放普定，攻占镇宁。十六军于清镇地区稍事休整后，即向毕节进军，强渡鸭池河，夺占大关，直取黔西。25日解放黔西，28日，攻占黔西北重镇毕节，趁势解放金沙，歼敌300多人，解放织金。与此同时，友邻十军已接连解放石阡、思南、遵义等，至12月初又相继解放了直至赤水的黔北广大地区。

 

　　贵州大部分地区解放后，退入黔西南的敌八十九军及由贵州保安部队改编的独2师、独3师、271师、272师和黔西南绥靖区的地方部队共3万多人已处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中。正当他们徘徊观望，谋求生路之时，11月21日，刘、邓首长发出了《向西南伪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的电文。

　　
        几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政权濒临全面崩溃。为挽回败局，加强西南地区的军政部署，蒋介石采用“黔人治黔”的方法，调遣他认为可依赖的原宪兵司令、安顺人谷正伦为贵州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原首都警察厅厅长、安顺人韩文焕为保安副司令，原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兴义人何绍周为第六编练司令兼四十九军军长，别动队队长、龙里人刘伯龙为八十九军军长，招兵买马，扩充部队，加强反共部署，企图在贵州作最后的挣扎。

 

　　谭本良（1901—1974），1945年少将。号俊民，贵州普安人。云南讲武堂、陆军大学特别班第3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43军1师团团长，1930年任新编第10师3旅旅长，1931年任第85师253旅旅长兼505团团长，1938年10月任第14军85师参谋长，1940年任第14军少将参谋长，1944年兼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1947年2月任第14军85师师长，1949年2月任贵州省第3区（兴仁）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0月兼任贵州省保安第2旅旅长，11月任第101军272师师长，11月底任黔西南绥靖区司令，12月10日在贵州兴仁通电起义。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民革贵州省委委员。

 

　　谷正伦（1889—1953），字纪常，贵州安顺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11期炮兵科毕业生。1921年曾被孙中山先生委任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副师长、第40军第1师师长、首都卫戍司令、宪兵司令、湘鄂川黔边区绥靖主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粮食部部长，1948年5月被蒋介石钦任为贵州省绥靖公署主任兼省政府主席和省保安司令。1949年11月只身经昆明飞香港，又转飞台湾。后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1953年11月因病在台北去世。

 

　　刘伯龙（1899—1949），国民党陆军中将。贵州龙里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历任黄埔同学会纪律股股长，是康泽系要员，国民党清党审判委员会委员，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参谋长、代理总队长。1940年12月授陆军少将，新编第66军第28师师长、入缅作战。后任中央军校教育处长，第89军中将军长等职。1948年底率部驻防贵州。后与省主席谷正伦发生尖锐矛盾。1949年11月18日，被谷正伦以开会为名，将其骗至晴隆县政府，设伏兵枪杀。

 

　　王景渊（1910—1989），少将，贵州贵阳人。中央军校高教班第4期毕业。1938年4月任第86军103师613团团长，参加武汉会战，1942年任第8军82师副师长，参加滇西对日反击战，1945年1月任第14军85师少将师长，1947年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8年任第6编练司令部军士总队总队长，1949年4月任第49军副军长，10月任第49军军长，12月10日在贵州普安通电起义。后任解放军西南军区高参，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民革贵州省委副主委，民革贵阳市委主委，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

 

　　王伯勋（1899—1983），曾用名王廷烈、王白心。汉族，贵州安龙人。1916年王伯勋考入贵阳模范中学学习，1918年选进贵州陆军学生营，半年后入贵州讲武堂。1920年至1924年历任黔军排长、连长、营长。1926年加入国民党。1924年至1927年，在广东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副官主任。1927年至1931年任第1军补充团团长、山东第10军参谋处长、第10军31师1团团长、江苏陆军第10师营长、副团长。1931年至1932年留学日本。1932年至1935年任第25军第1师参谋长。1935年7月至1937年任贵州保安团团长、103师参谋长、步兵指挥官。1941年1月至1944年1月在陆军大学第6期特训班学习。毕业后1944年被任命为远征军第8军82师师长，赴滇西参加了著名的“松山战役”。以后历任荣誉1师师长、103师师长、第8师师长、39军军长。1946年6月任19兵团副司令。1949年12月率19兵团2万余人在兴仁通电起义。解放后，历任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交通厅厅长，省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省五届人大代表、常务委员，省四届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省五届政协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候补委员，民革贵州省委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等职。1983年11月9日在贵阳逝世。

 

　　刘鹤鸣（1899—1978），少将，原名铁民，贵州独山人。1930年任第10师29旅58团副团长，1933年任第25军2师6团团长，1935年参加堵截长征红军，1936年任贵州省保安第1团副团长，不久任贵州省第4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38年任贵州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1944年任贵州省政府保安处长，1948年任贵州省第4区（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4月兼任贵州省保安第1旅旅长，11月任第101军271师师长，月底兼任黔西北绥靖区司令，12月贵州普安率部起义。后任解放军毕节军分区副司令员，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农业厅副厅长，民革贵州省委委员，贵州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78年8月23日在贵阳病逝。

 

　　糜藕池，别字济民，1897年生，贵州毕节人。早年加入黔军，1916年护国战争中随蔡锷入川。1925年1月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学习。参加东征与北伐，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一团三营三连排长，第五期入伍生总队连长，第七期学员中队长，第八期步兵第一总队步兵二队中校队长，第九期步兵一团营长，第十期学生大队长。1930年起任中央教导第二师四团团附，第三师第九团副团长。1935年任第八十五师第五０六团上校团长。1937年忻口战役后升任第二五五旅少将旅长。1939年调第一战区战干团任学生总队长。不久任第九十四师中将副师长。其间曾入陆军大学战术训练班受训。1941年至1945年任贵州军管区编练处少将处长兼贵州省保安干部训练班教育长。1946年任首都警察厅西郊警察局简任局长兼首都警察学校学生总队长。1947年11月27日陆军晋任少将。1948年秋返回贵州，任贞丰县县长。1949年任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不久率部起义。1951年7月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张立，1909年出生于贵州普安，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陆军85师谭本良（普安人）旅部中尉书记官。1935年经贵州地下党安排，在南京开设“平平书店”，作为贵州地下党秘密接头地点。1938年赴延安，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贵州省临时工委领导下，任黔西片区负责人。1949年成立贵州省工委，任工委书记。贵州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兵团兴仁地区工作团团长，贵州省委党校第一副教育长、省政协专职委员、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1970年病逝于贵阳。1991年经贵州省委决定，在普安烈士陵园建张立墓地。

 

　　张、谭两人同为普安同乡，后来谭本良入云南讲武学堂学习，毕业后入黔军第三旅，后编为国民革命暂编第七军，再后改为第四十三军，参加了北伐。谭本良从当排长开始，由于身先士卒，屡立战功，六七年的时间，便晋升为第九团团长。张立从家乡跑出来，谭本良留下他为自己帮忙。这时，正是北伐节节胜利之时。1930年张立任国民革命军陆军85师谭本良旅部中尉书记官。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在这生死关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法》来限制共产党和各阶层爱国人士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加紧了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下，贵州省工委（俗称：贵州地下党）指派张立在远离贵阳的黔西南盘江地区（以普安为中心），争取上层头面人物，特别是普安旧军阀易晓岚的儿子易晋侯，必要时在其控制下的罐子窑一带建立武装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辟新的抗日救亡基地。 此期间恰逢谭回乡养伤，两人有过多次接触，谭并为张立与地方绅士的交往起过重要作用。

 

　　张立受命回到普安，利用国民革命军陆军85师旅长谭本良回普安探亲之机，以故友和部属关系陪同谭本良认识了普安县长车祖喻，有名绅士陈亮卿、易晋侯、任敏之和驻军团长刘鹤鸣，县保安大队长罗一农等上层人物，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之后，张立被车祖喻任命为县政府财委会会计，即利用公职为掩护，办起了“普安民众教育馆”和“裕民织染厂”等，作为地下党活动基地。

 

　　
        贵州地下党的活动虽没有大轰大嗡的举动，但一直没有停止，本人在采访中时听谭本良夫人邓元卿说过这样一些往事：
　　抗战时期，张立奉命在南京办了一家书店，取名“平平书店”，出售一些宣传抗日的书报，南京警备区司令部以共党嫌疑查抄了书店，拘押了张立。谭本良找到内务部长张忠发，要他出面保人。张忠发是盘县人，和谭本良是结拜兄弟。不久，西安事变发生，继而国共合作，张立获准释放。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谭本良在重庆，张立与他有过来往，并约定会派人来找他，希望像对自己一样信任对方。之后，谭本良到黔西南，贵州地下党派出刘熔铸与他联系，谭对外称刘为他表弟，安排在专署当“视察”。

 

　　谷正伦的谢幕之作

 

 

　　一、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精锐尽失。为图再起，蒋介石拟议在江南重新编组二线兵团，作困兽之斗。在物色19兵团89军军长人选时，谷正伦曾向蒋介石力荐其亲信韩文焕。然出谷、韩所料，蒋弃韩未用，另委刘伯龙为89军军长。致谷、韩大为不满。此举是蒋一贯做法，总要设置一定的对立面。

 

　　韩文焕，贵州安顺人，与谷正伦是小同乡。黄埔军校第3期步兵科毕业生。韩曾在谷氏麾下担任过宪兵参谋长，副司令。后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别动总队总队附，于此与刘伯龙成为同僚。1946年韩曾担任首都警察厅厅长，一度炙手可热。

 

　　二、刘一向骄纵跋扈，目中无人。自任军长后，恃兵强通天，不仅不唯谷马首是瞻，反对谷事事掣肘，为谷所深忌。谷与广西交好，以便鸦片出境和购进枪械，刘伯龙曾向蒋介石密报，使谷受到训斥。

 

　　三、刘私下封官授衔，在成立“反共救国军”独立师团时，自主授权。

 

　　四、1949年11月14日上午，刘伯龙将爱国人士，原黔军总司令卢焘骗杀，而卢是受谷邀请出面组织城市自治维持机关，以待解放军接收的。

 

　　五、刘伯龙所部在驻防滇黔边地时，曾滥杀无辜，闹得民怨沸腾，滇人对刘有食肉寝皮之恨。谷闻滇民有不让黔军过境之议，为尽快脱身计，遂作出“借头买路”的决定。

 

 

　　11月17日，谷正伦在晴隆县政府，电邀刘伯成前来接印。1949年11月18日，刘伯龙只带了一连警卫分乘数辆卡车赶赴睛隆。谷氏对刘伯龙说：腾骧老弟，值此多事之秋，党国危难之际，亟需忠贞坚忍之士，能孚众望之人出来力撑危局。并将已写好的手令交刘，刘双手接过，内衷狂喜。待其兴高采烈双手捧着手令从谷之寝室走到县府大堂时，一阵乱枪打来，刘身中十余弹，立时毙命。滇人闻刘被谷所杀，恶气为之一扫，额首鸣鞭以庆，不再作阻谷过滇之想。

 

　　事发后，谷正伦自知杀刘后不能见容于蒋，甫抵昆明，即召在昆宪兵头目来见，寻求保护。时在昆宪兵有6团之众，团长均为谷任宪兵司令时的老部下。在宪兵的严密保护下，谷正伦从容乘飞机逃往香港。

 

　　1950年，因时过境迁，又经何应钦等人向蒋介石缓颊，蒙蒋允准，谷始由香港至台湾，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53年11月3日，谷正伦病逝于台北。

 

 

　　面对风云突变的政治局势，黔西南的军政要员们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更多是茫然不知所措。

 

　　少部分对国民党政权怀有幻想的人士，认为共产党坐不稳江山，他们从骨子里瞧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追随者广大人民群众，认为他们这些泥巴脚杆长不了，同时幻想国际社会会对中国局势出面干预，因此准备了一系列“应变计划”，在龙头大山和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反共基地”，和共产党打游击（以糜藕池、余启佑等为代表）。

 

　　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人士，面对当时形势，内心深处认识到只有起义才是唯一出路，作为地方人士，如此决定可以免于地方涂炭，也可以保证自己的人生安全（谭本良为代表）。

 

　　更多的是迫于形势，打是没有出路的，全国江山已经易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先是想划江而治，后是想追随蒋介石，但在此时，云南已经起义，广西大部已为解放军攻占，黔西南成了孤岛，于是随大流而同意起义。

 

 

　　中共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都先后给云南的卢汉写信，争取他起义。1949年12月9日晚10点，卢汉在昆明五华山光复楼宣布：“云南起义了！”

 

　　广西方面：1949年11月21日，解放军进占贺县（今贺州）；11月22日，桂林迎来解放；12月11日，红旗插上了镇南关……在广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武装，为迎接解放，拿起刀枪与国民党顽强斗争，只30多天，广西全境迎来解放。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移驻盘县的谷正伦电召谭本良。谭本良由兴仁出发，经过普安，见到了被他委派为专署视察的刘“表弟”，双方商谈了约一个小时。当晚到达盘县后，谷正伦以省政府、省绥署、省保司三枚印信交给他。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谷韩离开贵州，王伯勋到盘县，谭与王伯勋商定好之后，两人于六日到普安，找到奉召赶来的王景渊、刘鹤鸣二人，同意起义。七日，回到盘县，见到了余启佑，余启佑用英文签名。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国民党第三督察区行政专员公署在兴仁召开了全区县长会议，讨论起义一事，并签定了起义协议。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谭回到普安，王伯勋、王景渊、刘鹤鸣等人正在首鼠两端之际，云南通电起义，众人更加绝望，遂发出通电。

 

　　黔西南起义通电：

 

　　重庆司令员刘、政治委员邓，电报北京主席毛、总司令朱、副总司令彭、并转全国同胞均鉴：

 

　　既自政治协商会议以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好战分子陈诚、陈立夫之流，在美帝援助之下，竟背信弃义，一手将其撕毁，发动大规模之内战。由于他们的贪污腐化，独裁自私，一切违反人民利益，虽有美帝国主义帮助，终至一再惨败；之后逃亡国外，为全国人民所声讨。现在国内即将统一，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我们只有痛改前非，投向人民，立功赎罪。因此，我们决定于本日在黔西南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今后决心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从事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希望同胞，共鉴斯心。

 

　　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二四九师师长陈永思、贵州西南绥靖区司令谭本良、二七二师师长余启佑、贵州西北绥靖区司令兼二七一师师长刘鹤鸣同印亥灰。